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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3-12-30 00:22:01阅读: 次
浦市——孕育南方远古文明的摇篮下湾遗址位于泸溪县浦市镇北印家桥社区,地处沅水中游左岸一级阶地。图为2016年8月8日航拍考古现场。本报记者 张 谨 摄 浦市下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名儿,因一篇题为《泸溪下湾遗址入围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报道,引起了全国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这里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商周,乃至唐宋时期依次叠压的文化堆积层;发掘了多座新石器时代、商周,以及宋代等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刻画着蕴含特殊文化意义纹饰的陶片、玉器。
尤其让人震惊的是:发掘现场发现200多个远古先民的祭祀坑……这一切都在诠释与验证着这么一个命题——如此高密度的祭祀坑是否意味着浦市下湾遗址是沅水流域远古的祭祀中心? 下湾遗址在哪里?有哪些考古发现?考古学文化归属哪类?判定的标准与历史文化内涵是什么?于今有何现实意义?3月下旬,我们带着这几个问题先后采访了湘西州考古研究所国家级考古领队刘玉成,以及泸溪县相关领导和参与下湾遗址考古工作者,实地参观考察了下湾遗址发掘现场。第7层出土的獠牙吐舌图案。 缘起与发现 下湾遗址所在地隶属湘西州泸溪县浦市镇印家桥社区,地处沅江中游,坐落在古镇浦市北郊沅江左岸的一处低矮台地之上。
该遗址发现较早,始于1973年,是时为配合沅陵五强溪水电站建设,湖南省文物部门在对库区淹没范围地下文物进行全面调查时发现下湾遗址。7年后的1980年,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厦门大学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首次在沅水流域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
2016年,为配合白辰公路改扩建工程,由原湘西州文物管理局副局长、考古专家龙京沙带队,率泸溪县文物部门相关人员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不仅出土了部分新石器时代器物,且在探方底层发现大量的螺壳堆积,初步确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期高庙文化遗存。随后,湘西州人民政府公布该遗址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第16层出土的陶罐,上面的图案有待考证。
发掘与界定 2017年,为配合泸溪县浦市化工总厂一期工程拆迁和征收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是年8月中旬——12月中旬,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尹检顺研究员担任领队,抽调本单位及湘西州考古研究所、泸溪县文物管理局、花垣县文物管理局、里耶博物馆、衡阳市文物管理局等单位11名考古工作人员,对该遗址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首次主动性考古发掘。 参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的《泸溪下湾考古发掘收获与认识》一文所涉内容,结合湘西州考古研究所相关专家介绍:这次发掘初步确定下湾遗址范围大致3万平方米,考虑到遗址螺壳堆积埋藏的特殊性以及中心区域大量已被破坏并已祼露出来的遗迹现象,考古队采取10米×10米探方进行发掘和清理,先后布设了3批探方。
其中,实际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清理面积约1200平方米。经过历时4个月的奋战,不仅发掘出了大量珍贵遗物,而且还揭露出一批重要遗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发现: 一是相对丰富的文化堆积。
以编号为T20509的探方南壁为例,其上部堆积已被破坏,保存下来的堆积还有20层:1、2层为汉代地层,3、4层为商时期地层,5—20层为新石器时代地层。其中,新石器时代地层中,第6—14层和第17—19层为螺壳堆积层,其他地层基本不见螺壳。在这些螺壳堆积层中,虽然土质及颜色区别不大,但各层之间往往有较薄的土层相隔,而且各层内的螺壳密度及结构特征也是有区别的。
有的地层螺壳密集,有的稀少;有的地层螺壳呈粉末状或被焚烧过,有的基本为完整形态;有的地层含炭末多,有的甚至还有成片的烧结面。这些不同堆积的形成,显然不是简单的自然形成过程,而是与人类行为有关的极其复杂的堆积过程。 二是数量众多的灰坑。
这批具有特殊用途的新石器时代“灰坑”数量达200多个,集中分布于遗址东北部,大多是沿岗地顶部靠近外坡一侧呈带状分布,且分布相当密集。这批“灰坑”壁、底均有明显加工痕迹,形制规整,十分罕见。
坑内填土一般为灰黑色土,个别有少量螺壳堆积,有的坑内堆积还可分层,有的中间夹有一层灰黄色土。坑底极为平整,常见大块砺石或陶支座,以及打制石制品,且有烧烤痕迹,坑内包含物以砾石及打制石制品居多,陶器较少,有少量动物遗骸。参与此次考古的相关专家认为,这批灰坑很有可能与当时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有关。
三是新石器时代、商周乃至宋代墓葬。此次新石器时代墓葬可能大部分已被破坏,但仍有发现。
墓葬主要发现于发掘区西北部位置较高编号为T20913的探方内,墓葬开口层位已被破坏,墓圹为长方形,墓内基本不见人骨,个别墓葬可见人骨朽痕。随葬器物少,陶器更少,多见石器及少量玉器,个别墓葬还随葬骨器。石器以石斧为多,另有少量凿、铲、刀、璜、玦等。
玉器以璜为主,形制有桥形和环形两种。根据墓葬出土的少量陶器特征判断,这批墓葬相对年代与洞庭湖地区汤家岗文化比较接近或略晚。商时期墓葬主要沿岗地坡顶一线分布,除少数几座分布有一定规律外,大多为零星分布。
墓葬开口层位基本已被破坏,但平面形状仍然完整,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圹较狭长。一般不见人骨,个别墓葬可见少量保存极差的肢骨。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多者有十余件。陶器以泥质陶居多,常见黑陶或灰陶豆、高领罐等,夹砂陶多见红褐陶釜,有的还随葬陶纺轮或石器。
这批墓葬特征鲜明,即墓圹极为狭长、随葬器物常见铺满墓底、随葬器物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 四是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
这些遗物包括陶器、石器以及少量玉器和骨、蚌器。其中较早阶段的陶器器表多呈炭黑色,以夹砂或夹炭褐陶、黑褐陶为多,泥质红陶较少,偶见白陶。器表施纹以刻划为主,戳印居其次。
器表装饰复杂,除绳纹外,以刻划或戳印各类图像或几何形组合纹居多,器物造型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有少量平底器和双耳器。器类有高领罐、曲领罐、敛口罐、敞口罐、双耳罐、釜、圜底钵、圈足盘、敞口碗、簋形器、圈足杯、斜方形支座等。较晚阶段的陶器多呈红色,有的器表施红衣,还有少量酱皮陶以及精美印纹的白陶和彩陶。器表施纹以戳印为主,刻划退居其次。
纹饰相对简单,常见绳纹及各种几何形纹饰,同时也有少量图像装饰,这些图像大多比较抽象,常见“太阳”、“太阳兽”、“神兽”、“神鸟”、“四鸟载日”、“獠牙吐舌”等图像,图像化装饰是下湾遗址陶器一个显著特征。器类较为丰富,包括筒腹釜、宽沿深腹罐、敛口彩陶罐、篦点纹矮圈足盘、印纹白陶盘、篦点纹折腹平底钵以及酱色素面碗、蘑菇形支座等。
依考古发掘结果得知,下湾遗址是一处以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主的贝丘遗址,其年代上限至少可上溯至距今7000年以前,下限一直到明清时期。根据其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器物的形态特征、纹饰风格等可以断定,下湾遗址揭露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属于高庙文化,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高庙文化的内涵,且对于探讨沅水中上游地区与洞庭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显得更为重要。第20层出土的陶釜,上面刻画的太阳纹饰有待考证。 探秘与意义 下湾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使该遗址成为研究沅水中上游地区环境、聚落、社会及文化变迁的一处重要遗址,而且充分证明了浦市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有人类活动的印迹,并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文化特征,以及文化延续变迁的轨迹,诠释和验证着这样一个命题——浦市,孕育南方远古文明的摇篮。
——填补考古空白,弥补文化断层。下湾遗址考古发现从考古学意义上说,首先,填补了湘西州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使湘西州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序列,为全面科学研究和正确认识湘西历史文化打下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
同时也为研究高庙文化与以汤家岗文化为代表的环洞庭湖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其次,填补了长江中上游沅水流域商周文化考古的空白。据有关专家介绍,从下湾遗址出土的高领罐、大口缸、釜、竹节柄豆等陶器特征上分析,它与邻近的高坪遗址、沅水下游常德鼎城区贵家岗遗址,以及澧水流域石门县皂市遗址、澧县斑竹遗址等商时期遗存比较接近,年代应该不会晚于二里冈文化时期。从整体文化面貌上看,下湾遗址商时期遗存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遗存中的商文化因素相对少见,这与高坪、贵家岗等遗址极为相似。
因此,下湾遗址对于了解沅水中上游地区商时期文化面貌尤为关键。 ——暗含神秘密码,揭秘文化源头。古代器物上的纹饰暗含着丰富、神奇与神秘的文化信息。
从下湾遗址出土器物看,图像化装饰是下湾遗址陶器一个显著特征。“太阳”、“太阳兽”、“神兽”、“神鸟”、“四鸟载日”、“獠牙吐舌”等,在出土陶器中最为常见。我们认为:这些图案除了远古先民们对与他们生存、生活密切相关的天、地、太阳和鸟兽的原始崇拜外,暗含着他们原始的宇宙观、人与天地万物乃至鬼神之间某种特定关系和关联的认识,体现着一种文明秩序或者文化精神。
如下湾遗址发掘的陶片上的“神兽”图,一个“心”字形的“兽”脸上刻有三个圆圈中带“井”字图案。那么,这个图案究竟暗含着什么神秘信息呢?首先,圆圈中带“井”字图案,揭示了远古先民的“天圆地方”的天地宇宙观,圆圈代表“天”,“井”代表地,正好暗合了良渚文化遗址发掘的玉琮形制。不仅如此,这个图形是不是远古传说中的“九州”区划的雏形?抑或是秦代的“井田制”也受此启发?从古汉字学角度讲,古代“心”、“胸”一物,二字通用,此图是不是含有“心怀天下”之意?再如“四鸟载日”图案所含的文化密码,是远古职官设置的一种象征?还是“四鸟绕日” 、“金乌负日”这种文化现象的远古源头?但无论怎样,我们认为这个图案有君明臣贤、包容谐和、追求光明、奋发向上的文化内涵,与中华文化精神高度契合。
还有“獠牙吐舌”图像,有学者将此图案与金文“酋”字字形作比较,认为这是“酋”字最早的象形文字,虽差强人意,仍可备一说,至少为我们打开了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思路。但我们认为,这个图像很可能是商代青铜器上“饕餮”纹以及后世“龙”图腾的原始雏形。 ——展现文化变迁,揭示发展规律。关于中华远古文明起源问题,考古界曾有两种权威观点,一种是瑞典学者安特生上世纪20年代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彩陶片,并以此彩陶片为由提出的中华远古文明“西来说”;一种是上世纪30年代有“中国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先生所提出的“北方说”。
前种说法已被李济先生以及后来的考古发现彻底否决,而李济先生的“北方说”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他说:“经过安阳的几次发掘,有一点已经愈清楚了:中国早期的历史文化基本上是中国北部的产物;由于创造这一文化的人们的才干,这一文化通过与境外国际的交往而吸收了一切有用的文化因素,同时对新石器时代末期已在世界各地传布开来的新思想采取了接纳的态度。
”。从高庙遗址到下湾遗址的考古发现,大量的考古证据证明:李济先生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观点值得商榷。
前辈考古学家郑光先生曾经就科学正确地开展考古工作说:“在考证文化时,应该把物质与精神文化合并考虑,不可有偏颇。同时,就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考证而言,同样要考虑古今延续,不可前后断开,孤立看待而出现以偏概全。”实际上,考古器物的发掘与发现是有限的,而文化精神自古至今延续不断,仅以一时一地之器物或遗址来判定某种文化的起源与渊源,肯定会出现偏差,甚至得出完全背离真相的结论。
下湾遗址至少早在7000年前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祭祀,预示着文化的诞生,此其一;下湾遗址发掘的器物和遗存与北方也有相似、或相同之处,但时间却早于北方,孰先孰后不言而喻,此其二;下湾遗址的商时期遗存中的商文化因素虽然“相对少见”,但终归还有,可管窥商周时期文化交流融汇之一斑,此其三。故而,可知李济先生的文化起源立论多少有些“武断”了。撇开当今正在兴起的“中华文明起源黄河流域”和“中华文明起源成江流域”二说之间的争执,我们认为:中华文化应该是在七八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多点生发、东西交流、南北汇通、多元杂糅而又具有共同精神特质的伟大文化! ——深挖文化内涵,服务旅游产业。通俗地讲,玩旅游就是玩文化。
下湾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促进旅游产业优化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考古发现不仅让浦市地区7000多年悠久的历史给人以深远的想象空间,也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浦市,乃至湘西州旅游产业文化品位的提升、规模的扩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故而,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引起高度重视,尽快组织文博考古、文化宣传以及旅游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展开调研和科学论证,集思广益,充分利用好下湾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深挖旅游文化内涵,拓展旅游文化外延,为做优做强旅游产业做好先导。第24层出土的陶钵底部的四鸟载日图。
第14层出土的陶釜,上面的纹饰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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